“己亥建储”的心理与政治逻辑

(图片来源:东方IC)

雷颐/文

义和团的突然勃兴,与清王朝最高层政治斗争密切相关。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导致了戊戌维新和政变。戊戌维新的失败与政变发生,导致了清王朝最高层的权力之争白热化。最高层权力之争白热化,导致了旨在废除光绪的己亥建储。己亥建储的遇挫,导致慈禧最终做出支持义和团的决定。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使国人深受刺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借法自强”,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先进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造中国,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维新”的活剧。变法必然触及守旧者的利益,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发动戊戌政变,维新六君子被杀,康、梁在外国使馆人员的帮助下逃往海外,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严厉处置,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维新”失败,中国社会和历史严重倒退。维新派受到重大打击,但流亡海外的维新派,却发起了颇有声势的保皇运动,得到越来越多海外华侨的公开支持。

虽然光绪帝身陷囹圄、已经被剥夺了亲政权力,但毕竟仍是皇帝、仍然拥有公认的合法名义,各项诏谕仍不得不以光绪帝名义发出,光绪皇帝成为维新派政治合法性的象征,也是维新派日后政治“翻盘”的希望。光绪皇帝正值而立之年,慈禧太后已年近古稀,一般说来慈禧会先于光绪去世,光绪皇帝将重新亲政。这样,戊戌政变以来的政治路线就会全部翻盘,发生根本的方向性变化,积极支持、投靠慈禧太后参与迫害光绪皇帝的顽固派王公大臣们,很可能被清算报复。这一切,是慈禧与顽固派王公大臣不愿也害怕看到的。为了彻底消除维新派的政治合法性、从根本上杜绝“政治翻盘”的隐患,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黜光绪帝,另立新君。光绪二十五年为己亥年,公历是1900年1月24日,清廷下诏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拟于适当时机取代光绪,史称“己亥建储”。

此诏公布,在中外朝野之间引发巨大风潮,反对声浪越来越高。

皇位继承,是事关王朝兴亡的头等大事。历朝历代,想出种种平安交接之法,以维持王朝的长治久安。在漫长的历史中,汉族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最被认可。杀嫡夺位,总是“不正”。满清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几百年间,其皇位继承之法几度发生重大改变。女真的所有部落在16世纪下半叶被清太祖努尔哈赤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八旗也逐渐建立,每个旗的旗主都是努尔哈赤的众子侄,只对努尔哈赤服从。这时,带有原始色彩的“军事民主制”的汗位推选制对其影响依然是巨大的。

顺治皇帝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在这个时期,逐渐削弱了八旗王公的权势,汗位推选制也就此而终。1661年,8岁的皇三子玄烨被顺治皇帝选为皇位继承人,据说此次选定玄烨因为诸皇子中只有他出过天花。无论实情如何,此次皇位继承的意义,在于以皇帝个人意志选择继承人。此后,清王朝再未出现过“汗位推选制”。康熙皇帝受汉王朝的影响,试图采取汉族皇室的办法立太子,但问题重重。皇帝与已经长大成人的太子间矛盾日益尖锐,所以又两废太子,长子继承制未能实现。

雍正继位后,开始实行秘密建储制度,皇位由皇上决定,但秘不公开,避免了皇子间的争斗和各政治集团为了各自利益而攀附争斗。乾隆是清朝第一个由秘密建储方式而登上皇位的帝王,在其即位建储的时候,也选择了秘密建储方式,并在1778年将秘密建储确立为清朝之后建储的定制。1783年,乾隆命人编订了《古今储贰金鉴》作为后世建储的殷鉴,秘密建储,成为清朝皇室建储的神圣不可取代的“家法”。

1861年,咸丰皇帝病逝,由于他只有一个存活的儿子载淳,不存在皇位竞争,载淳就自然继承帝位。这位同治皇帝载淳继位时年仅6岁,生母叶赫那拉氏成为皇太后。1873年同治皇帝亲政,实权仍在慈禧太后手中。但他亲政不到两年,就于1875年初病逝,由于同治帝没有子嗣,皇位继承便成了问题。

按照清代的“祖宗家法”,皇帝死后无子,应从皇族近支中选出一男性晚辈继承帝位。同治皇帝载淳是“载”字辈,其下是“溥”字辈,按祖制,应从“溥”字辈中选一人继承帝位。但立“溥”字辈的人继承帝位,慈禧就会因其孙辈为帝,而被晋尊为太皇太后,位虽尊却不能再垂帘听政。如果为同治立嗣,同治后将成为皇太后,所以慈禧决心不为同治立嗣,而要挑选与同治同辈的人继嗣咸丰。

慈禧不惜违反众意、破坏祖制,置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一再强调不能更改的“家法”于不顾,坚持一定仍要从“载”字辈中选择嗣帝。也就是说,要从同治皇帝的平辈,即诸堂兄弟中再选新皇帝。即便从“载”字辈中挑选,皇室近支中最有资格入选的应是奕訢长子载澂,但慈禧一因奕訢与己不和,如立载澂恭亲王的权力过大,对自己不利;二因载澂年已17,如立他为帝他就要亲政,慈禧同样不便揽权。思来想去,挑来挑去,慈禧最后选中了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即后来的光绪皇帝)。因为当时载湉只有四岁,即位后慈禧仍可重新垂帘听政,而且其母又是慈禧胞妹。在宣布立载湉为帝的会议上,无人敢反对,倒是作为新皇帝之父的醇亲王奕譞当即昏倒在地,甚至难以扶起,究竟是对在如此重大问题上明目张胆违反祖制的做法心惊胆战而真正昏迷,还是故作姿态向众人表示并非己意?已无法考证。但无论哪种可能,都说明违反祖制的严重性。由于慈禧强立载湉为帝,这就使同治帝皇后阿鲁特氏在宫中处于既非皇后也非皇太后的尴尬境地,终因不堪忍受慈禧的折磨和凌辱,在同治帝死后不到百日便自杀身亡。由于慈禧早已大权在握,所以众人对她强立载湉为帝虽十分不满,但无人敢公开反对。只有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和御使潘敦俨上奏,非常曲折委婉地表示不满,但前者被慈禧传旨申饬,后者受到“夺职”处分。慈禧这种“枉国法、干舆论”的做法只遇到一两个并无实权的官员温和反对,很快被其压下,并未引起严重的政治危机。

然而四年之后,即光绪五年三月(1879年4月),吏部主事吴可读借慈禧给同治帝及其皇后举行“大葬”之机,却在蓟州的一所废庙中服药自尽,以尸谏抗议慈禧的行为。他在遗疏中公开指责慈禧“一误再误”,力辩大清二百余年来“以子传子”的祖宗家法不能因慈禧的错误做法而改变。此次吴可读以死犯谏和遗疏的言辞激烈,使朝野震惊。自知理亏的慈禧明白,吴可读以死相谏,如果像上两次那样,发一通上谕申斥不仅无用,而且有可能激起众怒。于是采取以退为进,令王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全数“将吴可读原折妥议具奏”,看看是否有道理。这些大臣当然明白,慈禧的目的是要发动大家为她解围,同时也考验每人的态度。此时张之洞还属“清流党”之辈,他与宝廷、黄体芳、李端棻等一干大臣各上一疏,为慈禧辩解。张之洞重申慈禧说法,强调此举“合乎天下臣民之心同,而为皇上所深愿”,“本乎圣意,合乎家法”。他强调,儒家经典的一些“精言”已“实不切于今日之情事”,如果有迂儒引用这些“精言”干挠当今国家大事,自然于国家、朝廷不利。最后礼亲王世铎也具折上疏,反驳已经死去的吴可读,为慈禧辩解。这场风波终告平息,慈禧渡过严重政治危机,张之洞之疏影响很大,深合慈禧之意,他开始受到慈禧的“恩宠眷顾”。

早在戊戌政变之时,慈禧就有心废光绪另立新君,1898年9月26日,政变发生第四天,清廷就下诏以光绪帝病重布告天下,“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命朝廷内外诸臣工保荐精通医术之人,为皇上医病。但大臣中不赞成者“废立”者大有人在,尤其是在政变中立功最大、权势熏天的荣禄,认为操之太急,朝廷将失去众臣之心,尽力劝阻。两江总督刘坤一明确表示反对,清廷求医诏书刚一发布,他就致电朝廷,表示皇上圣躬欠安,自己非常挂念。他还致电总理衙门说:现在废立谣言纷腾,人情危惧,强邻环伺,难免借机起兵端。

政变发生后,西方国家对光绪皇帝的下落和处境极为关切,认为光绪被剥夺权力,生命也危在旦夕,慈禧可以随时结束他的生命。驻华外交官纷纷表示关切,国外舆论也猜测光绪命运,严厉抨击慈禧。9月22日,英国舰队从威海卫驶往天津大沽;10月9日,英、俄先派兵入京开进各自使馆;日本驻华公使遵照首相大隈重信的指示,“劝告”清政府不要对光绪采取过激处置;英国驻华公使通知清政府,假如光绪皇帝遭遇不测,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后果。10月中旬,庆亲王奕劻和总理衙门大臣等人约见英国公使,通报光绪仍健在,并与且常和太后一同听政,英国公使表示不能相信,提出要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的健康证明书。清廷无奈,只得在10月18日同意一名法国医生进宫给光绪看病,诊断结果是只有“微恙”,没有危险。光绪皇帝身体无大碍的消息公布,对太后的废立计划是釜底抽薪般重大打击,废帝无从借口;对反废立派则是一个鼓舞,刘坤一上奏要求停止此项医案,明降谕旨,声明皇上病已痊愈,以“息众喙而释群疑”,慈禧只得暂时停止废立。

既然要废光绪,必然要立新君。1899年初,慈禧太后连日召见溥字辈幼童十余人,为选立大阿哥作准备。端王载漪为道光帝第五子奕誴次子,少不读书,愚而不学,喜欢习武,强烈仇外,排斥汉人,1894年晋端郡王。在戊戌年间帝、后两党的激烈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慈禧太后一边。从出身、性格到政治态度,综合考虑,慈禧瞩目的人选是他的儿子溥儁。载漪曾管理清廷禁军神机营,1899年3月20日慈禧太后赐武胜新队名曰“虎神营”,6月8日以虎神营训练五年著有成效,令载漪管理。废立与反废立两派虽然暂时停止了明争,但激烈的暗斗却一直未停。载漪成为废立派的首领,反废立没有明确的首领,但实际起作用的是荣禄和以刘坤一为代表的封疆大吏。不过真正使慈禧此时停止废立的,还是对列强的害怕,或者说废立被阻止的根本原因在列强的反对。

慈禧的废立计划虽然受挫,但并不甘心。她知道只要光绪存在、而且是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对她就是巨大威胁。1899年初,清廷又宣称光绪病重,将太医院诊治脉案每五日一次抄录咨发各省督抚。清廷还宣布,光绪皇帝因病停止年内及明年正月应行升殿及一切筵宴活动,不久宣称光绪皇帝因病未愈,派奕劻代享太庙。2月22日光绪皇帝因病未愈,停止各国公使请觐贺年。这些举措,使废立之说又起,议论纷纷。9月4日,朝廷干脆以光绪皇帝名义发诏说“朕服药日久,未见大效”,命山西、广东的两位官员“因通晓医学,推荐来京,随同太医院诊脉”。慈禧原想通过此诏平息众人疑问,但众人反应强烈,反而更加证实了外间猜测。

1899年11月21日,朝廷突然颁布了一道意味深长的上谕:“现在时势日艰,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以中国目下财力兵力而论,断无衅自我开之理。惟是事变之来,实逼处此,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唯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计也……”(《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7—38页)在当时的语境中,督抚臣工全都明白,所谓“万不得已之事”就是与废立密切相关之事。此谕表明,清廷虽然感受到强大的外来压力,但慈禧似乎决心已定,废帝行动仍不放缓,而镇压维新的惯性,使朝廷保守的政治力量更加强大,甚至不惜与列强一战。

就在此谕发布不久,顽固派大臣徐桐、崇绮、启秀三人草拟了一道请废光绪的奏疏,想联络荣禄签名。荣禄阅后大惊失色,第二天就请见太后,以外国会起而干预为由,劝慈禧打消此念。荣禄毕竟老谋深算,知道慈禧不会轻易打消此念,便提出立“大阿哥”作为缓冲,今后时机合适再徐图大统,仔细权衡后,慈禧接受了他的建议,不直接废立,而改为立大阿哥。

虽未直接废立,但慈禧并不满足于“徐图”太久,废立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00年1月31日,由大阿哥替代光绪至大高殿、奉选殿、寿皇殿恭代行礼,并规定以后大阿哥居宫中著在弘德殿读书,居颐和园著在万寿殿读书,由崇绮授读,徐桐照料,废光绪的意图毫不掩饰,因此有传说慈禧拟于庚子年实行废立,改元“保庆”。

明成祖朱棣夺位时,方孝孺因其得位不正,拒不为他起草诏书,他怒劝方说:“此朕家事”,希望方能想明白,此“家事”与包括方在内的他人并无关系。帝王从来认为“天下”是“家天下”,所以皇位承继确实是他们的家事。“此朕家事”确实一语破的,道出了中国传统皇权的实质。然而,皇位承继是“家业”能否兴旺的重要保证,所以皇位承继程序、制度是任何王朝最重要、最核心的程序和制度。但慈禧在1875年和1900年接连两次任意破坏事关王朝安危的“祖宗之法”、“成法”、“祖训”以及“惯例”,将其玩弄于股掌之间,足见其心中也根本没有任何所谓的祖宗之法。

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目标设定是求稳,避免皇子竞争。秘密建储制的目标设定在于求贤,在此基础上求稳。无论求稳还是求贤,无论实行得怎么样,能否达到设定的目的,其基本出发点是如何以最佳方法完成最高权力的交接,保证王朝的长治久安、“国祚永远”。而慈禧两次懿旨确立嗣君,根本不考虑“家业”的兴旺与否和这个王朝的前途与命运,其基本、唯一的目标设定,是如何使她本人能够继续掌握实权。由于没有对最高统治者的权力限制,所有“祖宗之法”、“成法”、“家法”、“祖训”、“惯例”等等,无论多么重要、崇高和神圣,都可以被任意破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朕家事。

 

你可能感兴趣的